北大光华教授陈玉宇:宏观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发布日期:2016-05-25

 

    宏观经济的走势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创业投资有着深刻的影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先生,在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2016年第九届松禾春季论坛上,陈玉宇教授做了时长为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深度剖析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经陈玉宇教授本人审阅并同意,松禾资本微信公众号特刊登此文,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是过去30多年的成功带来的。在今天的经济格局中,传统产业的力量在衰退,以松禾资本所投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以非常规的速度增长,呈现新旧力量的对抗态势。

    尽管新兴产业发展迅猛,但传统产业在经济格局中所占份额依然很大,让人似乎看不到希望,而令市场上充斥着悲观情绪。

    我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有足够能力保持经济的稳定。而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也有不少令人期待的地方。

宏观经济的困境

    中国与国际经济形势的互相影响比想象中大。过去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政策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但并不全面。另外一个力量来自于国际形势。1980年到2006年的26年,被称作“大和谐时代”,是美国和欧洲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通货膨胀率最低、经济波动最小的时期,也是工业革命200多年以来发达国家少有的大繁荣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而这样的背景被许多人所忽略。

    当前,“大和谐时代”不复存在,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状态。全世界面临的储蓄过剩、高新技术发展引发的投资不足以及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使得不少国家将长期处于低利率状态,不能提供充分的、强劲的需求,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长。

    长期处于发展阶段造成了经济结构变化,由此引发了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多数国家的发展是制造业份额不断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这个拐点通常发生在人均GDP为8000美元左右。之后,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不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

    中国在人均GDP约5000美元时,比发达国家更早地结束了以制造业作为主要驱动力量的阶段。这是生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的大环境下的“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原因和发达国家类似。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在于,中国的制造业是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当经济面临困难时,会更早地退出历史舞台。

    短期制度短板制约了总需求,比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社会建设的效益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这就需要发挥金融的作用。中国正处于急剧的城镇化进程中,长期需要金融工具来支撑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城市化建设,比如发放“长期城市建设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央政府不允许发,资本市场建设滞后,也没有形成交易债券良好的市场。

    过去这些年,不少地方的书记、市长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靠银行贷款建设学校、医院以及搞绿化等;后来不允许从银行贷款,地方只好用信托的资金,造成的短期债务压力巨大,现在只能靠中央置换。在这样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放缓下来。

    这是制度短板造成有机会干的事现在却没法干,也带来了钢材、水泥等的产能过剩。

    制造业投资需求的不足。在制造业投资方面,只有技术进步,才有产生投资机会。而能够带来技术进步的企业则依赖于松禾资本这样的机构去孵化、培养,技术取得突破后,再带来投资热潮。

    多年来,我们都习惯了15%到25%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近五年来,这个数据缓慢下降到2015年的11%。今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上升了一个百分点,但民间投资增速只有5%。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一直以来,民间投资的增速都要高于国有资本投资的增速。最需要警惕的是,民营企业家们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形成悲观的共识,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困境和最大的风险,换句话说,这意味这民营企业家决定不干事了。

    金融改革滞后、监管失序,金融稳定性削弱。人人都说,未来的十年是金融体系大力发展的十年、是直接融资大发展的十年、是债券市场扩大的十是互联网金融大发展的十年……但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从1981年的2%到2015年的9%,还会再上升么?美国的这一比例只有8%。

    未来十年,中国金融业应该何去何从?方向应该是加强竞争、降低单位融资费率、提高效率,真正能为实体经济中的金融需求提供服务,而不是简单的扩张、不断引入新的金融产品、不断增加金融中介环节、不断增加通道费用。换句话说,低成本、高效率的高质量金融业会迎来长足的发展,而高成本、低效率的低质量金融业虽然会兴盛一时,但最终会死得很惨。

    短期负面冲击连续不断。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演变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会造成一系列短期负面冲击,甚至引起市场的紧张,比如股市、债市和汇率市场。这些短期因素促成了悲观情绪的蔓延,也加剧了稳定经济实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

宏观经济的出路

    提升生产率和拥抱新产业。1987年到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中与电子产品和计算机有关的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1.5%,而传统制造业增长6%。在中国,以宝钢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要关注如何提升生产率;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关注新兴制造业,特别是能够以非常规速度发展、符合未来方向的制造业,比如工业机器人、3D打印、物联网、新型材料等。

    改进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和用好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一夜之间,中国从低技能劳动力过剩变成了高技能和高学历人才充裕的经济体。中国未来20年将新增2亿大学生,而中国90后人口约4亿人,这些人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我预计,到2035年,中国45岁以上的劳动力中有4亿是90后,其中一半多接受过大学教育。这是最有亮色的地方,他们是一切变化发生的基础,也是中国未来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松禾资本现在所投的多数企业中,其雇佣的人才绝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只是变化的开始。当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充斥在经济活动中,会带来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中国就有实力提供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产品和服务。

    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市场力量。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有关的制度建设,修订完善影响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户籍、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制度安排,塑造一个全国统一有序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未来20年中国劳动力市场要完成两大任务:一是将劳动力从传统的衰落的产业,重新配置到新兴的产业;二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完成劳动力在地理空间上的再配置。劳动力资源是经济中最可宝贵的资源,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定和效率,决定了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动力。

新闻中心